呈現（representation）是小說家始終要處理的倫理課題：寫出來印成白紙黑字，就表示對得起記憶中的風景與肉體嗎？或者，寫出來就見光死，進入壞掉時刻？想想張愛玲的遺稿，這一部那一部，該不該印行流傳，就是呈現與倫理的問題。
這個問題在同志文學和相關的情欲文學領域中，尤其值得反省：1990年代初，寫作者樂於把同志生活的各個面相都掏出來寫下來，彷佛掏出越多就賺越多，如果有哪個同志生命細節漏了寫下來就吃虧了；然而，經過十餘年來沖刷沉澱，我們還能確信大鳴大放，多寫多賺的簡單邏輯嗎？有時候不明寫出來，才是離奇快樂的愛情魔術。張亦絢長篇小說《愛的不久時》中，主人翁一開始就明說：「那個我說深愛的某事某物，我要永遠留給我自己，沒有任何原因的，我要讓它不在人間流傳。」
但《愛的不久時》畢竟沒有噤聲，卻說出一部愛情小說（愛情兩字，要存疑）：從台灣來到法國的女同性戀主人翁遇上當地一位男子，兩人愛聊電影和哲學家德希達，後來發生一連串性關係。在此，不用「兩人情投意合」一語，因為主人翁認為她和他沒有情意，她就算跟男人睡了卻還是女同性戀，而不是跟男人戀愛的女人；也因此我也不便說這兩人「做愛」而只能說她和他發生性關係。最後，這兩個人不再上床了；我沒辦法說她和他分手了，因為她並不認為她和他「在一起」過。
本文出自: http://tw.news.yahoo.com/marticle/url/d/a/110803/32/2w79x.html?type=ne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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